丰城剑的故事可分为前传和后传，前传主要指铸剑，后传包括从埋狱到化龙的整个过程，两者构成了完整的丰城剑文化。通过对古典文学中关于丰城神剑的考察，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对于铸剑过程的描述，文人们大多采用小说这种大容量的形式，以充分展开想象空间进行铺垫和渲染，从而演绎成一优曲折而离奇的传奇故事；对于后传所包含的内容，人们更注重它所反映的一种人文精神，所以人们不约而同地采用诗词这一短小精炼的文学形式，以最少的词语来高度概括丰城剑的人文精神。
 
    丰城从小到大前传几乎就是一部家庭血泪史和侠客传。抛开人们耳熟能详的《吴越春秋》和《越绝书》不说，到了晋代文学空前发展的时期，丰城剑前传已逐渐发展成熟，其中以干宝的《搜神记》最为典型。《搜神记》卷十一的《干将莫邪》一文，其它脱胎于后汉越晔的《楚王铸剑记》和三国时魏主曹丕的《列异传》中的《三王冢》故事，从中我们会发现铸从小到大地点已从吴越转到楚国，阖闾也变为楚王，从而使人物之间的矛盾在原有的阶级矛盾的基础上，悄然多了一层国家之间的矛盾(刺杀的是异国君主，巧妙地回避了弑君罪名)，为干将、莫邪之子复仇的合法性、正义性增加了筹码。和《吴越春秋》诸书所不同的是，干宝把铸剑过程淡化，只写了一句“三年乃成”，干宝想要突出的是莫邪之子赤鼻(眉间尺)的复仇。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轻生重义的侠客一直受到后人的尊崇，侠客思想的泛滥也一直延续到了后世。干宝在文中安排了一位侠客，由于侠客的相助，眉间尺完成了为父报仇的心愿。在“客”与“儿”邂逅时，侠客表示愿意帮忙，并要借眉间尺的人头献给正在缉捕他的楚王，以便入宫行刺，与侠客素味平生的眉间尺二话没说，复仇之后自刎、捧头以付侠客。
 
    侠客的故事令人读后既大快人意又回味无穷，以至于鲁迅先生在写《故事新编》时，于1926年10月写了一篇《铸剑》，把干将、莫邪铸剑与眉间尺复仇的故事详细描述一遍。至此，铸剑故事可谓登峰造极。再谈谈丰城剑后传——真正能反映丰城剑的人文精神，而非象前传那样简单地褪化为一种道具的，恰是丰城剑本身。从晋代丰城剑被重新发现以后，它很快走进了文学家们的视域，被各种体裁的文字所追述，并逐渐赋予了更多个性和理性，直至被后人理想化为一种神物。与其说丰城剑是两把兵器，不如说它是一种集威猛、正义为一身的精灵，而从它为张、雷所知而乐为其用；张、雷逝后，它又毅然化龙而去的经历，人们又从中看到了它爱憎分明、忠心耿耿的鲜明个性，正因为这一拟人化的个性，使人们觉得它可爱、可信、可亲、可敬，而不会觉得是一个美丽的、远不可及的神话。
 
    丰城从小到大的文学价值和象征意义，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。抛开丰城剑缤纷传奇的真实性不说，我们在深层次去体味它深邃的哲理和艺术价值，那么为此感动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丰城人了。
 
    从古至今，饱读诗书而善于联想的诗人们对丰城剑似乎情有独钟。他们对丰城剑典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，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、地位和遭遇不同，他们笔下的丰城剑形象也象他们的写作风格一样丰富多彩。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审视角度和各异的情感寄托，才使丰城剑文化如此绚丽多姿。
 
    纵观古今题咏丰城剑的诗文，无外乎两种，一是热衷于对丰城剑神奇故事绘声绘色的描述，他们笔下洋溢着对想象中神剑的形象的赞美。(如晋·张协《太阿剑铭》：“太阿之剑，世载其美；淬以清波，砺以越砥。如玉斯耀，若影在水。不运自肃，率士从轨。”)正因为剑的锋利和威慑作用，人们把“内以靖诸侯，外以诛叛逆”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，这种愿望在诗人身处内忧外患时更加强烈，相信民族英雄抗倭名将邓子龙在《磨剑口占》中豪迈地吟道：“磨就青蛇胆气雄，神光长射曲江东。张华去后无消息，千百年来起卧龙！”就是这种思想的写照。
 
    丰城剑与张华、雷焕几乎成为人生知己的象征。知己的逝去，很容易使诗人们伤感地联想到了丰城剑化龙而去、重归沦没的悲剧。如唐代张九龄《眉州康司马挽歌》中“从兹匣中剑，埋没罢冲天”、元稹“伤禽我是笼中鹤，沉剑君中泉下龙”等，正是此等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另一种风格的咏剑诗，表现的是对双剑能遇上知己，名人与神物风云际会的由衷羡慕。宋代苏辙在《宝剑》诗中写道：“剑气夜于斗，精神初莫隔。全身寄犹户，隐约还自得。张雷彼知我，勉为汝一出。”
 
    不幸的是，刚介忠直的诗人们却大多没有丰城剑幸运，他们经常被排斥而远离权力中心，不能尽其所能地施展抱负。由此他们为没遇上张、雷这样的知己和伯乐而伤感，只能象唐代沈亚之那样写下“孤负平生剑，空怜射斗光”，或象宋代梅尧臣“望气悲埋剑，临风叹逝波”的悲叹诗句了。这种忧伤情绪在诗人迁旅谪途时反应更加强烈，例如唐代的权德舆在谪经丰城想起丰城剑的典故时，自然要“我行丰城野，慷慨心内伤”了。同样还有公元836年，在“牛李党争”中失利的宰相李德裕经过丰城，问埋剑之地，“感至灵之物亦有沦弃”，感慨万千地写下了《剑池赋》。宋代陆游在《在在剑赋过丰城作》中，也写他在此“酹酒赋此以吊吾茂先也”，他对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前途仕进已完全丧失了信心，借凭吊古人来掩饰自己的悲怆、绝望心情。文中称“吾(我的)茂先”，使人们感受到他当时那无以复加的孤独。他们哪里是在写剑、怀旧，分明是在写自己的坎坷遭际，就象当初深埋在狱底的神剑，默默地忍受时光的摧折。黄庭坚在《宝气亭》中愤愤地说“铅刀藏宝室，万世同此度”，钝刀(公卿)占据了宝室(庙堂)的位置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。元代熊朋来坐在丰城剑江驿亭中，也感觉到了一种愤懑之气弥漫天地之间，终于化作磅礴的诗句：“何当为我期张雷，相与呼酒浇不平。须臾剑气天外横，但觉拍岸怒作波涛声！”
 
    值得庆幸的是，很多诗人更热情地向往狱底之剑那气冲斗牛的英雄气概：“蜀郡灵槎转，丰城宝剑新”(唐李峤诗)，乐观使他们又燃烧起信心的火焰，“欲昂不可抑，欲啸孰噤口，何安草莽间，忿然冲牛斗，且看发匣日，举世仰其吼”。最终在人们惊愕而虔诚的仰望中，丰城剑将向天下展示它发匣时灿烂辉煌的时刻。